玄学与佛教对魏晋南北朝文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谢灵运既是文学家,也是佛学家,他的诗文中多有儒、释、道三者的痕迹。姜剑云教授综合运用相关文史材料,力证谢灵运青年时即崇信弥陀净土,并论述弥陀净土的信仰在其诗文中的演绎情况,以及这种信仰对诗人人生道路与诗文创作的影响。

《文选》一直受到历代各层次读书人的重视,并形成了“选学”,但人们很少从文学传播的角度考量《文选》在其名篇经典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张廷银研究员梳理了自唐以降《文选》的流传情况与受重视程度,将精英文人与一般读者纳入观察视野,认为《文选》的贡献不仅仅在于选辑了精彩的篇章,还在于开创了选本这种十分重要的诗文作品流播方式。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转型,都离不开代表性人物的文学创作与理论主张。戴表元的诗论以涤荡宋末余习为旨归,以“无迹之迹”为所取法的诗歌境界,在宋元文学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晶教授着重分析戴表元诗论中对“游”的重视以及“游”的含义,以一隅见其独特的理论价值,颇堪体味。(沈文凡)

净土,也称净刹、佛土、佛国,与愚俗所住世间秽土、秽国相对。净土,是佛、菩萨所住的佛土,“所居之土,无于五浊,如彼玻璃珂等,名清净土”(《摄大乘论》),那里没有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等所谓“五浊”的垢染,是清净的佛国。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多如恒河沙数,而一佛便有一佛土,所以净土也有无数,亦多如恒河沙数。在众多的佛土中,著名的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净土、兜率天宫的弥勒净土、东方妙喜世界的阿閦佛净土和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净土,其他还有《华严经》中讲到的莲花藏净土,《妙法莲花经》中讲到的灵山净土,以及《大乘密严经》中讲到的密严净土等等。

弥勒净土经籍的译介虽然晚于弥陀净土经籍的译介,但弥勒净土信仰的兴盛却早于弥陀净土信仰。到了谢灵运生活的晋宋之际,弥陀净土信仰流行开来,尤其自慧远法师于庐山率众百二十三人结莲社立誓往生西方佛国以后,弥勒信仰的统治地位更出现了逐渐被取代的趋势。

从个人生活道路与创作实际来看,谢灵运所选择的是弥陀净土信仰。

元兴元年(402),慧远在庐山建斋立誓,与僧俗众贤共期西方。这一年,谢灵运十八岁。从以下有关材料包含的多种信息看,谢灵运显然参加了这次盛大的佛事活动。

隋末至唐初贞观时人迦才《净土论序》曰:“慧远法师、谢灵运等,虽以愈期西境,终是独善一身,后之学者,无所承习。”

盛唐天宝时人飞锡《念佛三昧宝王论》曰:“慧远公从佛陀跋陀罗之藏授念佛三昧,与弟慧持,高僧慧永,朝贤贵士,隐逸清信宗炳、张野、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谢灵运、阙公则等一百二十三人,凿山为铭,誓生净土。”

中唐贞元时人少康等《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曰:“有朝士谢灵运、高人刘遗民等,并弃世荣,同修净土,信士都一百二十三人,于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遗民著文赞诵。”

中晚唐大历至开成时人法照(746—838)《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曰:“晋时,有庐山慧远大师,与诸硕德及谢灵运、刘遗民一百二十三人,结誓于庐山,修念佛三昧,皆见西方极乐世界。”

《佛祖统纪》曰:“谢灵运,为凿东西二池种白莲,因名白莲社。”

杨勇先生编《谢灵运年谱》引用了上述材料,并于“元兴元年壬寅(402)”指出:“(谢灵运)与慧远等结白莲社。”虽然与唐法照《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等文献所述史实略有些出入,但个别细节无妨大局,不影响对谢灵运“与慧远等结白莲社”这一事迹的确认。所以,对于杨勇先生的结论,我持赞同的看法。应该看到,谢灵运凿池为台,植白莲,表现了檀越净土信仰的虔诚,而“莲社”名称的来历实应从这里发源。刘遗民在《发愿文》中写道:“藉芙蓉于中流,荡琼柯以咏言。”由此可见,庐山结社是的确有莲花作为象征标志的,并且结社立誓期间“佥焉同咏”,也举行了相关的集体吟咏活动。而《谢康乐集》中的《净土咏》一诗,可以认为是这次立誓兼歌咏活动中的作品之一,也是谢灵运参加庐山立誓活动以期生弥陀净土的重要佐证。 

在现存谢灵运作品中,反映他的净土信仰的诗文不在少数。例如《净土咏》《佛影铭并序》《庐山法师诔并序》《述祖德诗二首并序》《过瞿溪山饭僧》《山居赋并序》以及《临终》诗等等,都或多或少地流露了他的弥陀净土思想。

《净土咏》一诗当写于东晋元兴元年(402)谢灵运参与庐山慧远结社立誓、期生西方净土的佛教活动中。其时谢灵运十八岁,人在庐山。诗云:“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颓年安可寄,乘化必晨征。”诗之前四句所写为阿弥陀佛的本缘故事。“弘誓”一词,既写弥陀所发的四十八大心愿,又点出了庐山的结社立誓活动。后四句写自己欲努力修持净土法门的愿望:观想念佛,期生净土乃无上修持法门,四方不期而至、立誓往生极乐世界的“息心贞信之士”,皆为当世精英。与其待衰朽之年无所依凭,还不如随顺自然,年轻时及早修持精进,以期往生庄严净土佛国。从现存谢灵运的作品看,这是目前所见的谢灵运最早的文学作品,写的是修持净土法门的题材,属于佛教文学的范畴。

《佛影铭并序》写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其时谢灵运二十九岁,人在建康。此文乃应慧远所请而写。序中写道:“飞鸮有革音之期,阐提获自拔之路,当相寻于净土,解颜于道场。圣不我欺,致果必报。”谢灵运于“志学之年”便“志愿”归依慧远,“希门人之末”,然而慧远拒其于“门”外,令谢灵运“诚愿弗遂”。于是,十多年以后,谢灵运借酬和慧远《万佛影铭》之文咏,旧事重提,表达他虽未能入于僧团,却可以探索“自拔之路”,努力修持净土法门以期证妙果的思想与愿望。

《过瞿溪山饭僧》写于刘宋景平元年(423),时谢灵运三十九岁,人在永嘉。这是一首山水诗,其中写道:“同游息心客,暧然若可睹。清霄飏浮烟,空林响法鼓。忘怀狎鸥鲦,摄生驯兕虎。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所谓“四等”,即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亦即菩萨普度众生的四种精神:慈曰与乐,悲曰拔苦,喜谓见众生离苦得乐而欣悦,舍谓怨亲平等。谢灵运其时虽职在永嘉太守之任,但实际是因为卷入了王室权争之漩涡而遭排挤,被流贬海隅。宦海浮沉,三界轮回。人生即苦,苦海无边。沙门乃息心之客,他们道行精妙,抛却尘俗牵挂,与鸥鲦相乐无猜,真所谓“伽蓝净土,理绝嚣尘”(《魏书·释老志》)也。面对如此景象,谢灵运不能不“羡灵鹫之名山”,从内心深处向往那洁净庄严、无有五浊垢染的弥陀佛国境界。此诗约写于夏秋之际,而就在这个秋季,谢灵运便辞归始宁,去寻找他的现实净土了。

谢灵运的部分山水诗文,往往于记游、写景,以及抒怀、玄思中,含蕴着诗人试图净其心,以智慧涅槃之心悟入寂静涅槃之境,并寻觅和确证现实净土佛国的这样一个主题取向。

《山居赋并序》至迟写成于元嘉二年(425)夏昙隆法师去世之前。其时谢灵运四十一岁,人在始宁。赋中这样描写他的山居生活:“面南岭建经台,倚北阜筑讲堂。傍危峰,立禅室,临浚流,列僧房。对百年之高木,纳万代之芬芳。抱终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长。谢丽塔于郊郭,殊世间于城傍。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自外何事,顺性靡违。法音晨听,放生夕归。研书赏理,敷文奏怀。”按,“甘露”乃阿弥陀佛三名(无量寿、无量光、甘露)之一。“顺性”之“性”,应该理解为天性,是人如其所来而本有之性,亦即如来之性、佛性。赋中又云:“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又自注云:“期生东山,没存西方。”这里的赋文与注文一再表明,谢灵运是信崇弥陀净土的。不过,应该看到,弥勒净土也好,弥陀净土也好,任何一佛之净土,皆为虚构的精神世界的理想国。佛经云:“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谢灵运信解佛教,而在定慧理念方面又多有建树发挥,他修持弥陀净土法门而不墨守成规,认为“得道应须慧业”(《宋书·谢灵运传》),“清虚寂寞,实是得道之所也”(谢灵运《山居赋》自注)。清虚寂寞便是心净,心净则佛土净,此所谓“即心是佛”者。他在赋序中说:“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咏于文则可勉而就之,求丽,邈以远矣。览者废张、左之艳辞,寻台、皓之深意,去饰取素,傥值其心耳。意实言表,而书不尽。遗迹索意,托之有赏。”谢灵运于赋序中闪烁其词,欲言又止,那么《山居赋》的“言表”之“意”究竟是什么呢?去饰取素,遗迹索意,完全可以说,《山居赋》尽管选取东南西北、前后左右等多种不同的角度与视点,反复铺陈始宁山居之幽美环境,但其实谢灵运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意在体现一种“清虚寂寞”之境与“清虚寂寞”之心,意在体现始宁山居“实是得道之所”。他在赋与序中一再强调“意实言表”,“托之有赏”,“凡厥意谓,扬较以挥,且列于言,试待此推”,以此而推,谢灵运所经始之会稽始宁山居,正是其苦心营构之现实净土矣。

(作者:姜剑云,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