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笔者采访退休教师胡汝镛，听他讲述瑞安的抗战轶事。胡老出生于1928年，世居瑞安城区，日寇入侵瑞安时，正少年，目睹日寇行径，亲历瑞安数次沦陷期间的不少事件，据其口述整理成文，亦为一段史实。

一、“4·19”沦陷见闻

1941年4月18日夜，日寇趁飞云江潮涨，4艘兵舰沿江从南岸掩伏抵近瑞安码头，19日凌晨登陆，在瑞安历时半个月。当时瑞安县城城墙、城门仍在，除却北门外，百姓无法出逃。入侵瑞安的日寇称江藤部队，司令部驻在城区小沙巷连益银行，对面是蔡立夫家（原解放路城关镇旧址）。有一个连部驻在我家楼上（原城关镇四间屋）连长名高桥。看到日本兵带来很多脚踏车（自行车），就摆放在门口。我父亲行医，家中挂有26块患者送来表示谢意的横匾，全被取去当床板睡觉。日寇还把对门杨安吉鞋店出售的冥鞋（死人专用）拿来，穿着上街跳舞，大出洋相。曾经发生多起奸淫妇女暴行。一位项姓女子（与我姐姐同学）仅14岁，遭日寇强暴后，羞辱不尽，绝食身亡，众人去送丧，不胜悲愤。小沙巷某医生之妻大白天被强奸，丈夫及群众耳闻呼救声，迫于淫威，不敢救援。

日寇发现北向城外山上有百姓藏匿，出动4辆铁甲车欲出城搜山。铁甲车到了北门桥头关帝庙旁，刚驶上石板桥，桥板断裂，前头铁甲车掉入河中，正卡在桥涧，盖无法打开，淹死1个日军。追剿只得作罢。事后，日军费了不少工夫捞上车辆，将死者运到县政府后花园焚烧了事。日寇撤退后，市民称是关帝显灵，逐兴建关帝庙，顶礼膜拜。

二、第三次沦陷见闻

第二次沦陷时，瑞安城门已拆除，百姓早已“逃反”，我随亲人逃到陶山，未在城里。第三次沦陷在1945年1月，日军进城仅几天就退走，留下数百名下洋山大刀会海匪（伪军）驻守，大刀会总部驻西门三港庙。次日，驻瑞自卫队在龙山、万松山布置机枪，对大刀会实行包围。海匪呑服神符后，擂鼓呐喊，从三港庙向西冲锋。在现百好厂一带田野，受到自卫队机枪扫射，死伤较多，残余海匪纷纷撤回江边，有的退到海岛。有4个海匪慌不择路，竟跑到新街太平桥的华光宫，被追来的自卫队抓获，第二天押到大操场就地枪毙。我曾看到西门田野里躺着好多尸体，后被抬到河厢船里，运去处理了。

三、日寇飞机被击落所见

整个抗战期间，据说有几次飞机被击落在瑞安，我只看到一次。一架日本飞机掉在岑歧一带河边（有说是被枪击落，有说是撞在树上失事掉落），几天后，该飞机的机头部份被运来放在县湖滨公园桥头亭畔，体积有一张八仙桌般大。我曾去观看，见几个孩子用石头敲击外壳，敲下金属块兑糖吃。

四、农民自发救伤员

第一次沦陷时，温瑞河轮停止行驶，日寇从瑞安到温州不敢走塘河路，怕受到伏击，往往取道桐岭山路徒步行走。一次，自卫队在桐岭伏击，双方各有伤亡。自卫队撤退后，沿路村民自发组织清理战场，见到日本伤兵，就地处决。把受伤的自卫队军人运到家中隐藏。个别伤较重的，村民用竹笐杆穿在粗布衫袖间，两件衣衫湊成一副简易担架，抬着伤员穿过山路，经高楼、大峃，送到文成后方医院救治。每副担架由4位青壮年负责，2人抬，互相轮换，自带干粮，渴了喝山水，要走一天山路，来回共两天。运到内迁的后方医院后，文成百姓闻讯，主动煮饭送来慰问，传为佳话。这种抢救伤员的事情以陶山、湖岭山路边村民主动参与较多。

五、温州灯谜闹剧

日寇宣布投降时，我在温州上学。但见从钟楼起，整条府前街到处摆满供品，市民以拦街福形式欢庆胜利。主办方除了请绍兴班、乱弹班唱戏，还举办猜灯谜（时称射文虎）。有一谜语：日本无条件投降。谜底打一历史名人。第一天未揭晓，次日，温一中学生揭晓，答：苏武。意为靠苏联武力打败日寇。瓯海中学学生不服，答：屈原。认为日本屈服于美国投下的原子弹，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乃至发生冲突。举办方悬赏猜中者奖“500斤油”可供全校食堂吃好久。在双方争执中，少数人趁乱抢夺供品，最后出动警察平息。永嘉县长吕律见状，出面调解：双方皆胜，各奖“500斤油”。取来奖品，原是一碇墨，冠名为：“500斤油”。大家见状哄堂大笑，留下一段趣闻。（谜底中也反应不同的倾向与观点，双方有亲苏、亲美之明显派别差异。）

六、僧尼救国团

抗战期间，瑞安出现过一支僧尼抗日救国团，分别由僧人和尼姑组成，两队各有100余人。僧人队驻在仓前街道济殿（现玉海二小），尼姑队驻在蔡宅祠堂（玉海二小的教学楼）。每天凌晨，两支队伍齐集，肩扛红缨枪，唱着队歌，全部身穿灰色僧衣、白布高统袜、布草鞋。举着旗帜，跑步集训。当时，街边围观者众多，10来岁的我，出于好奇，和小朋友们一起尾随队伍后面，呐喊助威。

这支僧尼抗日救国团集中训练了3个月，虽然未真正上阵御敌，后各自解散回到寺院，却留下一段爱国壮举。我至今清楚记得他们出操时所唱的队歌：

红缨枪，红缨枪，

枪缨红似火，枪尖闪银光。

拿起红缨枪，去打小东洋，保国卫家乡。

听说，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瑞安有名的洋状元项骧的大公子项锦虎。

---《瑞安日报》2016年8月1日